莱茵通信2003年第2期
指学业，指生活，总之一直很累心的感觉。能够静下来，无欲无为地纯净地思考，真是幸福。可是这个时刻到来的时候，突然又惶恐。因为觉得不应该，似乎命运的巨手就是安排你做一个陀螺。也许这才是留学的真谛吧。不劳累的留学不是真留学。
也许是我做得还不够好吧，所以到现在仍然没有体会到如鱼得水的感觉。很多事情对于我仍然是需要全心全意克服的困难。不过，我至少可以说，目前为止，我的预计目标都达到了。那在父母眼里，算是顺利吧。不过，只有自己知道，很累，真的很累。累的有的时候都想放弃，都想什么都不做，那么多人不也就那样了吗。可是，必须得振作。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肩上的担子太重了吧，我总觉得达不到目标就很没用，所以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松懈。
其实两年的时间真的不久啊，一转眼也就那么过去了。如果一切就这样发展下去，那么再转转眼就毕业了。我现在，惆怅的，遥望着那个美好的日子，非常地渴望尽快开始我的另一段人生。Ich habe die Nase voll。这里，我真的是累够了。再友善的德国人也没有办法补偿我被埋葬的青春！说句实在话，我在父母身边，被逼着学习的时候，我高考的时候，我考46级，我考托的时候，都没有这样呕心沥血过。是全面的应战。我每一根神经每天都是紧绷的，我每天下课大脑都疲劳得很，我后来已经不做饭了，改吃食堂。这样省了做饭和买菜的力气。坐在电车上，我问自己，如果人活得就如同行尸走肉，那么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可是，你不能逃避是不是？又不能对爸妈发牢骚是不是？你顶多是回来蒙头大睡，在梦里也许会开心，可是醒来的瞬间却更心酸。斯坦福做过这个实验，悲伤的眼泪是苦的。里边有有毒的多胺。所以，逃避于现实无益，于身体却有害。
千言万语，留学真的太辛苦！将来得到任何的回报都不为过！照片里，已不复有国内时的神采，代之以一股怪怪的味道……我对爸妈说，“不是德国不好，是我成熟了，如果在国内，我也一样会变的。”可是，我始终相信，德国带给我的是“骤变”！对！就是这个词。可是，是好是坏，暂时无从得知。过去的都过去了，不想回首。会影响人的心情。展望未来，相信，更好的明天一定会到来。
各位同学努力吧，为了自己，为了至亲，坚持下去，不要过早放弃。基督山说过，一切都蕴涵在等待和希望中……
莱茵通信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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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文
莱茵通信2003年第3期
“中年(男)人三大幸事：升官、发财、死老婆！”无论这句俗语是否真正反映了当今中国的日风渐下，一个社会的幸福观确实是了解认识这个社会的一把钥匙。
英国考文垂华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多年来一直从事“幸福学”观察研究。通过大量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他和他的同行们不仅能比较不同国家人们各自主观的幸福感受，而且为人们对人生中各种幸福和不幸事件的主观感受找到了一个换算尺度──金钱。今年《明镜》周刊第14期对此进行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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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金钱拜物新教
以金钱做为衡量幸福的尺度并不意味着新一轮金钱拜物教的诞生，恰恰相反，幸福学者发现，金钱对幸福感的作用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西方发达国家国民收入增长了近三倍，但自我幸福感受却似乎没有增长。尽管如此，西方国民的幸福感还是高于贫穷国家。幸福学家们由此推论，在物质生活短缺的情况下，生活水平的增长可带来较大的幸福感增长；而当短缺得到克服后，幸福感和生活水平的关系就出现一种饱和。
有什么别有病
奥斯瓦教授连续七年观察了7500多名英国人的生活和自我幸福感受的变迁，为生活中的各种幸福和不幸事件为幸福感带来的影响“化了价”，回答了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每月的收入需增加(减少)多少欧元，才能抵消某一事件主观上给人生带来的不幸(幸福)感？
国内学德语时的一位同窗有一句口头禅：“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这位留德最早的“ 海龟”之一显然是深谙生活的奥妙，至少这句口头禅的前半句与奥斯瓦多年后的结论不谋而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难怪这位同窗回国后一路飞云直上，又在关键的时候善于急流勇退，目前在国内过着悠闲、健康、幸福的生活。
奥斯瓦教授的科学分析确实表明，身患重病带来的不幸感，大约要靠每月(！)收入增加61500欧元才能得到补偿，独占人生不幸之榜首。
失业带来的精神损失
奥斯瓦教授的另一个研究重点是就业问题。他的幸福学研究自然也包含了失业对人生幸福感的影响。他发现，失业对人生带来的主观不幸，相对于每月(！)损失34500欧元，数倍于失业导致的工资收入损失。换句话说，义务工作，甚至“既出力又出钱”也能比失业带来更多的幸福。
这一认识也许又和另一个至少笔者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熟悉的大师不谋而合──德国人卡尔·马克思。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作了这样的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5─306页)”一百二十多年后，“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虽然还没有影子，但在英国，“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
不过这一认识的实践意义，远重于其理论意义：现代西方国家努力克服失业的努力，并非为“ 解除贫困”服务；提高或至少保持失业金和失业救济水平，远远不能不能弥补失业带来的不幸：按照奥斯瓦的分析，能弥补失业不幸的失业金必须数倍于失业前的收入！
西方文明社会
如果本文开头处的那句俗语是中国日风渐下的缩影的话，那奥斯瓦教授的研究无疑是对西方家庭文明开了一具《状态良好证书》：离异和丧偶在英国仍然是相当大的“不幸”。
另外一位幸福学者，瑞士苏黎士的布鲁诺·福来分析了瑞士各州居民的幸福程度，发现一个州进行居民投票选择越经常，居民就越幸福。福来特别指出，这并不是因为多投票州的政治比少投票州的好，因为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虽然也享受着相应的政治环境，但由于在任何一州都没有投票权，因此各州间也没有幸福感上的差异。福来的结论：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本身给人们带来了幸福。或许这就是瑞士高居幸福国家榜首的奥妙？
莱茵通信200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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